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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时珍

李时珍,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、药物学家。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,历时二十七年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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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决定重修本草
发布时间:2019-08-16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细来累累细如丝,应指沉沉无绝期,春夏少年俱不利,秋冬老弱却相宜。——李时珍
  一天,李时珍正在诊病,突然一帮人吵吵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。
  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叫道:“李大夫,你给评评理!我爹吃了这家伙开的药,病没见好,反倒重了。我去找他算账,他硬说药方没错。我们信得过你,你给看看。”
  说着把给父亲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:“喏,这就是药渣。”
  李时珍抓起药渣,一一仔细闻过,又放在嘴里嚼嚼,自言自语道:“这是虎掌啊!”
  那江湖郎中一听虎掌,慌忙分辩说:“我绝对没有开过这味药!”
  “那肯定是药铺弄错了!”
  年轻人说着,就要往门外冲。
  李时珍忙拉住他,说道:“别去了,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。就以《日华本草》的记载来说,就把漏篮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了!”
  “对,我开的是漏篮子!”江湖郎中急急地插了一句。
  “是啊,药铺有医书为据,打官司也没用。”众人慨叹了一阵,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。
  通过这一件事,李时珍深深地感到,由于医书记载的混乱,即使医生的医术高明,处方再好也治不了病,反而会害人。他内心里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,就是担任起一项艰巨的工作,编写出新的《本草》来,不过他还有点不能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。
  无论在采药、读书,还是看病时,李时珍每每遇到一件有关药材的事,都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不能编一部超过《证类本草》的书呢?
  李时珍是一个好寻根究底的人,在参阅对照前人的著作时,一方面敬佩先辈们作出的巨大贡献,同时,在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在理论上、观察上存在一些错误,需要补充和纠正。
  另外,书本在传抄刻印过程中,也产生了不少错误的地方,需要校勘和整理。
  有一次,李时珍到黄州城的书市上看看有没有新近刊出的书籍。回家时,路过官医局的门前,看到一位农村老汉提着一包药匆匆走出官医局的大门。
  这时,从门内出来一位医师,高声地对老农说:“老丈,你在煎这剂药时,等到水开了3次之后,一定要放一块锡进去,轻轻搅拌一下,再等药沸腾一会儿药才算煎成了,千万不要忘记啊!”
  李时珍在旁边听了这话,不禁大为诧异。他心想:我看过不少药书,还没有见过有如此煎药的方法。
  于是,李时珍走上前去,对那位医师拱了拱手,说:“老先生,您吩咐那位老丈,叫他在汤药中放进一块锡,不知是治的什么病?”
  老医官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恭敬的年轻人,就微笑着说:“小老弟,你是不放心还是对这味药感兴趣呀?老朽我虽然无能,但开处方时总是根据古人的成法,半点也不敢胡来。”
  说完,老医官从左边的衣服袖口内抽出一卷书来,递给李时珍,说:“你看看这本书上的记载就明白了。”
  李时珍接过那本书,在老医官指点的那一面上,看到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本药煎至三滚后,投锡一块”几个大字。
  李时珍困惑不解地对老医官问道:“锡在这剂药中起什么作用呢?”
  老医官又笑了笑说:“医者,意也。在这里古人的深意我猜度不了。老朽学识浅薄,未能深究到底,但是,既然书上是这样写的,我想自然有它的妙用吧。”
  说完,老医官拿回书拱拱手就走进了官医局。
  李时珍在回家的路上,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锡与那剂药毫无联系。
  一到家,李时珍马上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李言闻,他说:“父亲,我今天在官医局门口看到一个奇怪的投药方法:汤药煎到三滚后要投进一块锡。而且,在老医官拿的一本医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。”
  李时珍接着说:“父亲,您见过这样的方剂吗?”
  李言闻听了,低头沉思了一会儿,马上转身从自己藏书的地方取下一本书,翻了几页,指着上面说:“是这个处方吗?”
  李时珍接过来一看,上面写了十多味药,一个字也不差,与老医官的书上记载的完全一样,并且在末行也有“投锡一块”几个字。
  只是在紧接着,有一行小字批注道:“这里的‘锡’应为‘饧’字误刊,应根据顾府所藏明初刻本改正。”
  原来,当时称用粮食熬成的糖为“饧”,处方上“投锡一块”不过是说在药煎好之后,放进一块饧糖。把“饧”误刊成“锡”,就变成了连老医官也不懂的“古人妙用”。虽然这样不会对药用本身有较大的影响,但却显得极其滑稽荒谬。
  不久,又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,这一桩桩、一件件药物误人的事,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。李时珍知道,《本草》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,他想认真地对《本草》进行一下全面研究。
  《本草》是我国古代专门讲药物的书,所谓本草就是中药材的代名词。中药材的种类极为繁多,鸟、兽、虫、鱼、金、石、草、木,很多都可以入药,其中以草本类植物占多数,所以称中药材为本草,将介绍中药材的书称为《本草》。
  我国流传最早的药书是汉代的《神农草本经》,它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人研究药物的成果,记载了365种药物。
  从那以后到明代的一千多年里,本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,人们掌握的可以治病的药物逐渐增多,分类也日趋严密。
  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了本《名医别录》,在《本草》原有基础上,补充了魏晋时期治病常用的药物365种。
  唐朝的李勋、苏恭等人,奉皇帝旨意,参照前人的《本草》,又增添新药114种。
  宋朝的刘翰、马志编著的《开宝本草》,掌禹锡、林忆编著的《嘉祐本草》,均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,其他如《图经本草》《证类本草》《救荒本草》《食物本草》《海药本草》等,都从不同方面有所增益。
  特别是名医唐慎微编著的《证类本草》,采古今单方,收入经、史、百家中有关药物达1558种,是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问世以前最完备的药书。
  但是,即使是唐慎微的《证类本草》,这本在当时医药界公认的“全书”,仍然瑕疵不少。
  如《证类本草》将葳蕤说成是女萎,其实,这是两种形态、药性都不同的植物。
  葳蕤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它的叶子很像竹叶,绿白色的小花生长在叶柄间,像一个个吊着的小铃。入药用它的根,可治虚劳寒热等证,代替党参、黄芪作补药。
  女萎是藤本科植物,茎长10米左右,也称为万年藤,叶对生,开小白花。根、茎、藤都可以作为药,主要作用是解毒,可以治疗霍乱、痢疾,能排脓、消水肿等。
  然而唐慎微在书中却说葳蕤就是女萎,这是一个不应当有的错误。认真负责的李时珍,看到这些地方,不免要摇头了。
  同样在《证类本草》中,提到了一种叫虎掌的植物。它的根有拳头或鸡蛋那么大,四边有圆牙,像虎的脚掌,便叫虎掌。
  唐朝人根据虎掌又圆又白,像明亮的老人星的特点,又将它叫做天南星。唐慎微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关系,竟把同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当做两种植物记载下来。
  再有,兰花与兰草,前者属于兰科,只供观赏,后者属于菊科,可当药用,而前人有人做《本草》时没有认真观察植物,光看到兰字相同,便想当然地把它们合为一体。
  李时珍越研究,越感到问题的严重。他想,由于药物上的混乱,即使药方开得很好,药弄错了,仍然达不到治病的目的。弄得不好,还会闹出人命来,这些重大错误,非纠正不可。
  陶弘景的《名医别录》中,将旋复花当做山姜。冠中爽的《本草衍义》中,把卷丹和百合混为一谈。
  有一次,一个医生给癫狂病人开了一服药,其中用了一味药叫防葵,没料到病人吃了很快就死了。
  又有一次,有个医生给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开了味叫黄精的补药,病人吃了也死了。
  李时珍对这两件事很感兴趣,于是作了深入研究,后来发现有本药书上把防葵和狼毒、黄精和勾吻搞混了。狼毒和勾吻都是毒性很大的药,把它当成补药,还能不死人!
  还有泽泻这种药,是不能久用的,但有的药书上都说:“久服面生光,能行水上”,“泽泻久服身轻,日行五百里”。这种骗人鬼话竟被收进医书里,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!
  毫无疑问,古医药书籍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,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。若不及早订正,医药界以它们为凭,以讹传讹,轻者会耽误治病,重者要害人性命啊!
  另外,从《证类本草》问世到李时珍时代,已过了400多年。在这400多年中,药物知识有很大发展,医生和民间都发现了许多新药。
  另外,由于矿业生产的发展,还出现了许多矿物新药。
  同时,由于明代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,从国外传来许多新药,叫做“番药”。这些新药在一些杂书上有零星记载,但错误百出,需要审定。
  李时珍想,《本草》的混乱,造成药物的混乱,即使我们的药方开得再好,药抓错了,也照样给病人造成危害。看来,重修《本草》的事情,已经刻不容缓了。
  特别是漏篮子事件,使李时珍更是非常激动。
  一天晚上,李时珍想来想去,睡不着觉,就跑去敲父亲的房门。李时珍想把存在心里很长时间的问题和父亲谈一谈。
  李言闻被叫醒了,他点上蜡烛,披着衣服走了出来。
  这时已经是深夜,只见月光如水,烛光摇曳,李时珍和父亲在灯下倾心而谈。
  李时珍等父亲坐下,不好意思地说:“爸爸,我有一件事情一直闹不明白,我想问问您。本草既然有好几百年没有修过,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修一部新的?”
  李言闻笑着说:“你就是为这个把我喊起来的吗?”
  李时珍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:“对不起,爸爸。可是我心里实在很着急。爸爸,药方上又老是出毛病,《本草》不重编是不行了。”
  父亲问道:“你的意思是怎样?”
  “依我说,应该赶快修一部新的,把我们见识到的东西都给添上去,把前人讲错的都给改正过来。”
  听了儿子的一番宏论,李言闻思考良久,最后他这样说:“修《本草》这个建议很好,但是工程太浩大了。”
  “只要努力,多花些时间和工夫也就是了,难道天下还有办不成的事情吗?”李时珍坚定地说。
  李言闻笑笑,说:“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。编一部《本草》,必须把全国出产的药物,都重新查访过,那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,谁有那么大的力量!”
  李时珍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:“那么,唐朝人、宋朝人又是怎么干的?”
  李言闻打断儿子的话,说:“你难道不知道,那是朝廷修的吗?只有朝廷才有这个力量。”
  李时珍兴奋地说:“那我们也去请朝廷修。”
  听了李时珍的话,父亲沉吟了很长时间,然后说:要重新编一部新《本草》,不仅要把历代《本草》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研究透彻,还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一一重新考察清楚,需要花很大的力气。
  历代《本草》的修订,大多是朝廷出面修的。黄帝命令岐伯调查百草药效,修订《本草经》,写作《神农本草经》。编著《名医别录》的陶弘景,原来就做过官,后来退隐深山,但仍和梁武帝交往密切。
  “唐高宗命令大臣李勋,组织苏恭等人,在《名医别录》等药书的基础上,将《本草》从三卷增加到七卷方成《唐本草》。宋太祖命令医官刘翰重新详校《本草》,宋仁宗再下诏令补注《本草》,这才有了《开宝本草》《嘉祜本草》。”
  所以,最后父亲告诉李时珍:“只有朝廷出面,才有重修《本草》必需的人力、财力、权力。有的人虽是以个人名义修《本草》,那也是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,得到朝廷扶持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,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修成《本草》的。而且现在我们家,谁能与朝廷说上话,你还是我?”
  李时珍听了父亲的话,更清楚了修《本草》的艰辛,这可能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难很多倍。
  但是,李时珍想重修《本草》,想给从古至今的药物学作一次伟大总结的愿望,并没有因此打消,相反却更加坚决了。
  李时珍想:“前人可以请求朝廷帮助修《本草》,我们也可以找机会上奏朝廷。即使朝廷不支持,我也仍然要重修《本草》,事在人为,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。”
  回到自己房间后,李时珍又进行了思考,他最后认为:这既然是一件对医学、对老百姓都有好处的事情,就不能因为朝廷不管而谁都不管。而且,就算是朝廷修,也总得有人力、有一班人干,那自己就先准备做这件事吧!
  现在的李时珍已经隐隐地把这个责任担负了起来。他在行医和读书时,更加留心一切和《本草》有关的材料,随时把它们记录下来。
 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(公元1550年),李时珍33岁,他立下了雄心壮志,不怕任何艰难险阻,一定要重修《本草》。
  李时珍深深懂得,要实现重修《本草》的宏伟志愿,依靠现有学识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,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熟了。
  李时珍决心要苦读10年书。从“子、史、经、传、声韵、农圃、医卜星相、乐府诸家”的现有典籍中积累知识。
  另外,还要广采四方,漫游天下,增长见闻。
  从猎户那里学习有关野兽的知识,从樵夫那里学习有关山野植物的知识,从农民那里学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,从游方铃医那里学习有关防病治病的单方验方。
  李时珍相信,真正的医学在民间,他决心从民间吸取医学的真谛,开创重修《本草》的伟大工程。